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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第一次奥运选拔
“奥运选拔”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国人面前，是在上世纪50年代。1952年，年轻的新中国紧急组团，奔赴赫尔辛基奥运会。尽管只赶上了尾声，但短暂的观感与交流，足以让人感受到这一特殊舞台的巨大能量。
被推迟一年的奥运会伴随新冠阴霾以及大量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一天天艰难地向着开幕日推进。尽管赛会能否顺利举行的疑问不绝于耳，但全球运动员的选择极为一致，那就是潜心备战，坚定走向东京赛场，即便那将是奥运史上最“不自由”的一届赛会。
得益于成功防控，中国运动员可以心无旁骛进行奥运前的冲刺，也让5月的中国体坛迎来了久违的热闹，各项目全国赛此起彼伏。在跳水、体操、举重等尚未敲定奥运阵容的项目上，比赛还关乎奥运“门票”的争夺，顶尖高手们的赛场表现将是决定自己能否在“选拔”中脱颖而出，从而敲开奥运大门的重要砝码。
“奥运选拔”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国人面前，是在上世纪50年代。1952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紧急组团，奔赴赫尔辛基奥运会。尽管只赶上了尾声，但短暂的观感与交流，足以让人感受到这一特殊舞台的巨大能量。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的考察及见闻，更让人见识了奥运参赛所激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凝聚力。此后，中国竞训体系迅速搭建。正是那次并不完整的奥运之行，直接促发了中国竞技体育的系统性成长。
激情年代，总会让人看到惊人能量以及奇迹发生。低端起步的中国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飞速跃升。1955年，为迎接墨尔本奥运会，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和运动队纷纷动作起来，在一年多的不同层级比赛中经受检验。奥运参赛的激励，催化出赛场上如井喷一般的突破。1956年9月的《新体育》中有这样的记载：“仅从8月8日到19日的12天中，就有56人打破24项全国纪录”。
1956年，奥运开幕前一个月，新中国第一场为确定奥运阵容而安排的系列选拔赛在北京举行。尽管中国竞技体育尚处起步阶段，但比赛各环节努力严谨，都依照国际奥委会及相关国际单项体联的规范，并组成专门的选拔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篮球名宿牟作云等宗师级体育大家。那届奥运会共17大项，中国决定参赛7项。10月7日到18日，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14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举重、篮球、足球、射击这7个项目的选拔。
那也是全运会诞生之前最高水平的“准综合性”全国大赛，赛场表现让人颇为振奋。举重有4个级别的成绩可排进上届奥运会的前六，陈镜开和黄强辉的成绩足以竞争奖牌。游泳破6项全国纪录，男子100米自由泳的林锦珠超上届奥运季军，穆祥雄的男子200米蛙泳游出年度世界第二好成绩。田径刷新20项全国纪录，男子标枪于金安、撑杆跳高蔡艺墅达标奥运资格，女子铁饼石宝珠具备了世界前六水平。射击张志明、张鈜等在好几个项目上打出相当于上届奥运奖牌乃至金牌的成绩。选拔赛后，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运动员名单确定。他们当中包括举重世界纪录创造者陈镜开、黄强辉，一年后分别带来了中国田径和游泳第一个世界纪录的郑凤荣、戚烈云，以及日后打破男子蛙泳世界纪录的穆祥雄，还有中国篮球、中国足球的功勋名宿钱澄海、年维泗等等。
中国体育史上首次通过选拔赛方式产生的90多位奥运选手，很快集结于广州二沙头基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前已在那里训练。这是中国第一座竞技体育训练基地，历时1年8个月的建设，于1956年4月投入使用，它专为备战那届奥运会而建，因为广州的气候条件接近墨尔本。
此时，专门设计的开幕式礼服及比赛服已经做好，用于奥运期间交流与交换的各式小礼物也都准备齐全，郭沫若、艾青等著名诗人特意写就了出征诗作，奥运选手们踌躇满志……但是，在即将奔赴赛地之时，已经万事俱备的奥运之旅却按下了停止键。
当年的国际奥委会由美国人布伦戴奇担任主席，允许台湾也派队参加奥运会，制造“两个中国”。经反复交涉无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国际奥委会分裂中国的做法，并宣布拒绝参加第16届夏奥会。那一日，距离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只剩16天。
作者：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记者、编辑罗宏涛
来源：《新体育》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