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有能力创作出优秀的体育故事，需要创作者尽早改变观念，以体育为主体，去发掘细节与动人之处。

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类型，放到中国电影的范畴内，数量上略显匮乏，主要是缺乏真正引发社会讨论的大制作。不少让观众倍感期待的影片，质量总有点不如人意。

陈可辛执导的《夺冠》，拍的是承载着几代中国人体育强国梦的中国女排。预告片一出，很多人都夸赞巩俐表演的细腻度。电影上映后，虽然有一定的票房成绩，观感还是大大低于期待。

《夺冠》叙事上的破碎性与创作者能力有关，也与涉及真实人物有关，无形中使这些人物参与指导影片。同样的命运，陈可辛拍摄的李娜传记片重演了一次，年初上映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又重演了一遍。这看似只是带有传记性质的体育电影很难避免的问题，其实也抛出一个问题：电影该如何讲述好体育？

中国电影如何讲述体育

体育电影当中，体育的形象是需要超越叙事的。在这个基础上，能做出一个好看的故事并不容易。此外，体育电影在中国的源流，注定无法成为创作者大展手脚的类型。

学界将1927年拍摄的《一脚踢出去》界定为中国第一部体育电影，可以说这个类型已经在中国有近百年历史。这部影片有一定的争议性，片中的体育虽然是核心情节，但没有贯穿始终。早期默片研究的权威著作《中国无声电影史》，沿用了《一脚踢出去》主演龚稼农回忆录里的说辞，称之为“中国第一部爱情体育片”。

新中国成立以前，体育电影虽然凤毛麟角，但从根源上体现出一个重要特质：中国体育电影并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类型，需要杂糅其他类型，或者把体育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后，主力创作者仍然来自这一时期，一代又一代将这种理念传承下去。

不断有人在体育电影的创作上尝试，中国香港导演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分别以综合格斗和公路自行车为题材，是类型意义较为完整的体育电影，只不过利用了合拍片的身份，大力借鉴好莱坞体育电影的类型化手法，才有了这样的完成度。这样的创作很难形成群体浪潮，只是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落于实际的体育事业发展。1949年到1966年期间拍摄的超过600部影片中，带有较为明显体育元素的影片有10部。其中的代表作自然是谢晋导演的《女篮5号》。在研究中，虽然这部电影被视为中国体育电影的重要作品，但和体育关系并不大，而是借体育的壳讲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社会的更迭。不难看出，中国电影很难将体育竞技作为叙事核心。竞技体育的故事性往往体现在卓越的运动能力上，集体主义与运动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两种体育精神发生冲突，限制了体育电影这一类型的发展。

《中国体育史（1905—2016）》一书称这个时期的体育电影是“家国伦理对个人主义的改造”，可以看作新中国体育电影的一条总方针。

改革开放之后，电影创作再度复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第二代到第六代导演同台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蓬勃的新气象中，体育电影的产量不算高，主要原因是刚刚恢复正轨，新老电影创作者们既要反思伤痕，又要接轨国际，要说的话太多。

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事，使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一件是中国女排在国际比赛中成绩斐然，另一件是举办北京亚运会。

张暖忻执导的影片《沙鸥》以女排为主角。但是她拍摄这部影片，是一种电影理论的现代性实验，并非展现竞技体育本身。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的影片中，最突出的一部是尹力执导的《我的九月》。这部电影的网络评分高达8.7分。然而，体育在这部电影里是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背景而存在。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全国泛起高涨的奥运热情，这股热情自然也传递到了电影界。奥运前后，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生产了大量体育电影，绝大多数是电视电影，与大银幕无关。一部分虽然成为院线片，也处在边缘地带，在市场性和观赏性上有所欠缺。换言之，这是一种献礼片的创作思路。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在这股热潮之下，迅速拍出影片，强调量而忽略了质，对于体育的展示也没有突破。

前面提到的《激战》《破风》，以及后来的《夺冠》，都是想突破体育电影长期存在的局限，形成商业性的体育电影创作新风。

在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期，电影市场的院线制转型之际，体育电影也曾被视作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商业类型，上映了《黑眼睛》、《女帅男兵》等，连谢晋都在《女篮5号》近半个世纪后再拍了一部《女足9号》。但是，这些电影没有形成统一的特征，每一部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凝聚成一股商业力量。

回顾中国电影史中的体育电影，要把体育作为主体创作时，就不能忽视商业化变革。可是，在历史的重压面前，体育电影难以有所突破。

电影如何更好地讲述体育

电影讲述体育故事，肯定是可以好看且有吸引力的，前提是要确立竞技体育为叙事核心。

例如拳击，这项运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动作性，好莱坞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不少响彻影史的作品，比如《洛奇》。动作巨星史泰龙在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特别感谢了洛奇，称他为看不见的朋友。《洛奇》讲述了一个落寞却奋斗不息的底层拳手的故事。角色没有赢得比赛，但电影在影史上留名。这部电影在第49届奥斯卡上获得了10项提名和最佳影片大奖，成为一个可延续的题材，从1976年到2006年拍了6部正传电影，后又延伸出《奎迪》系列，今年即将上映第三部。

《洛奇》是虚构的影片，也有不少体育电影改编自真实人物的故事。中国电影也有这样的创作，但《夺冠》也好，《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也好，都不难看出仍然在走一条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撕扯的老路。这样的前提下，表演再入木三分，镜头语言再高 超，情绪调动再用力，当下的观众仍很难获得共鸣。

电影讲述体育，必须先把体育电影的传主当作一个人，才能写出人的故事。如果不能做到“以人为本”，纵使有再好的拍摄技巧、再洪亮的宣传口号，都不可能获得多么出色的成绩。谈及体育电影，总是让人联想到热血沸腾的训练与比赛场面，而今天的观众已经对主旋律电影形成了既定的故事判断与审美期待。如果将体育电影主旋律化，很可能使观众的期待落空，并逐渐失去兴趣。

观众期望从电影中收获对个人有益的精神养料，体育影片常以“小人物的奋斗”为故事模型，当以“小人物咸鱼翻身”做结才为人动容。可如今，我们的体育电影往往以“小人物的奋斗”为始，发展为“一群小人物奋斗”的故事，导致对单个人物的刻画浮于表面。这对于获得观众的共鸣是低效的。

我们的体育电影创作存在这样一种理解，以为宏大叙事必定能够震撼观众心灵。的确，在大银幕上重温国家队夺冠的时刻，一种激动的、自豪的情感会不由自主地生发出来。事实上，永远是细节——生命的细节、生活的细节、情感的细节……才能在观众的心里永驻，这恰恰是粗线条的宏大叙事电影难以做到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在讲述体育时，不能在“以人为本”之外承载其他的使命，但需要更精妙的构思。前不久去世的英国导演休•赫德森有部作品《烈火战车》，可能更适宜成为中国体育电影的参考对象。它也改编自真实故事，其中不光讲述了两名英国短跑健将备战奥运的经历，更容纳了时代困境与阶级突破等多重主题。又如，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主要讲述的是一对父女与摔跤运动的故事，同时将印度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加以描述。

许多优秀的外国体育电影带来一种启示，即从人物出发，以小见大，而不是反过来，从事件出发，让人物作为事件的载体。体育电影可以超越体育的范畴，观照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国是体育大国，不缺乏好的体育故事，可许多时候，由于创作者忽视了“人”的重要性，导致对体育的讲述只呈现出表面的一层，没有体现其中可能包含的更深刻内容。

中国电影有能力创作出优秀的体育故事。一部优秀的体育电影不需要过于强大的制作技术，就像上文所提到的《烈火战车》，当时的英国也没有像好莱坞一样，拥有以视觉动作性为核心的体育电影商业创作脉络，却获得了极好的成绩。中国电影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创作者尽早改变观念，以体育为主体，去发掘细节与动人之处。

作者：侯弋

来源：《新体育》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