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年，在中超俱乐部中性冠名推出过程中，有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各有难处

对中性名，最早引发反响的是北京国安。这家俱乐部自1992年成立后从未更名，“国安”两个字已经超出了投资商中信国安公司原有的范畴，影响了至少三代京城球迷。经过2017年的股权更迭后，中信在国安俱乐部的持股比重已经下降为第二位，中赫集团在成为俱乐部的实际控制人后，也没有改掉“国安”二字。中赫集团董事长周金辉曾公开表态，俱乐部的“国安”二字不会因为股权变更而变化。

如今，在新的规定下，因为中信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中信集团总公司占有中信国安公司20%的股份，国安俱乐部就被认定与中信国安公司有关联关系，必须更名，就连中超其他球队的球迷也无法理解。

国安球迷通过给有关部门写信等方式表达诉求，球迷组织共同发声：我以我的名字为荣。

跟国安一样成立于甲A时代的天津泰达和长春亚泰也坚持要用现有队名。除了投资时间都超过20年这一理由外，天津泰达认为，“泰达”二字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地名的英文单词字头。亚泰认为，俱乐部的主投资商并不是亚泰公司，而是吉盛公司，吉盛跟亚泰只是有股权交叉。

2020年12月31日是中国足协规定各队上报新名称的截止日。河南建业宣布，球队更名为“洛阳龙门”。这个名字并不在建业此前对外征集的候选中，更让河南球迷不解的是除了球队名字外，所属地也从河南省变成了洛阳市。

河南建业集团是地方民营房地产企业，投资足球，压力非常大。在没有中性名规定之前，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尚可以用“广告效应”来堵住董事会的责难，但“建业”二字保不住后，董事会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再投资。新年第一天起，河南建业的一些球迷来到郑州航海路体育场，反对更名。由于球迷的反对声音太大，经各方多次商谈，河南建业俱乐部向中国足协发函，请求暂缓更名。

中国足协公布对第一轮申报的俱乐部名称审核，武汉众邦、青岛黄海和山东泰山三个名字也被否决。

青岛队认为，青岛处于黄海之滨，黄海是中国临海之一，这本身是个地理名称。山东队认为，山东队从职业联赛初期开始就以泰山为名，“泰山”二字作为山东省的地理标志被保留至今。2021年，鲁能集团转让俱乐部的大部分股份，济南文旅集团成为球队大股东，队名去掉鲁能而保留泰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黄海”、“泰山”都是球队的赞助商或赞助商的下属公司，与新规相悖，要么球队改名，要么赞助商改名或转让股权。

与之相对的是，上海上港队更名为上海海港队获得了通过。上港二字是上海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的简称，如今上海上港更名为上海海港，其简称还是“上港”，这种打规则擦边球的行为导致多个上港球迷组织表示反对。

结合国情

中国足球俱乐部现有的名称命名可追溯到1994年职业化前后，当时由体育部门与企业合作，利用专业队的人才资源和企业的资金建设俱乐部。企业将自己的名称植入队名中，达到广告效应。

1994年开始的职业联赛，实质是企业接手专业队的一种变化，这种情况和近邻日本、韩国、泰国出现过川崎读卖队、安阳LG队、曼谷泰京银行队这样的名字并不一样。亚洲邻居们在职业化进程中处理球队名称各有各的办法，都根据本国国情而定。

K联赛依托于大型企业，规定市民球队的名称不能带有企业名，但企业球队可以在球队名称的基础上植入企业元素，比如全北现代发动机、蔚山现代老虎、水原三星蓝翼等。J联赛球队更名则不同，没有给任何俱乐部搞特殊。但实际上，日本J联赛球队的更名并非一蹴而就。

首先，当时正直亚洲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经济形势很好。其次，日本球队更名是在J联赛创办之前。第三，日本J联赛要求球队使用中性名，足协和联赛之间的利益切割完善，保证球队的利益最大化。第四，日本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则，界定中性化名称。第五，J联赛球队的更名用了3年时间才推进完成，设定了更名时间表，每个阶段都按部就班，球队有充足的时间广征民意。

从历史成因来说，中国俱乐部与欧美俱乐部没有多少可比性。欧美大多数球队在成立时是由某地的球迷自发组成，也有一些与企业有关的球队，如德国的勒沃库森和荷兰的埃因霍温是由公司员工自发组成的体育俱乐部。

在德国职业联赛进行股份制改革时，为了表示尊重那些投资时间长的企业，出台了“勒沃库森条款”，凡1999年以前，连续投资一家俱乐部20年以上的企业可以完全拥有俱乐部，不再受“50+1”股权的限制。勒沃库森的全称为拜耳04勒沃库森，队名中不仅有拜耳公司的名字，拜耳公司在勒沃库森的股权也远超过德甲要求的49%。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荷兰埃因霍温队队名就是飞利浦体育俱乐部联盟，即PSV。

本末倒置

中国足协推进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来实施的。其中在第十一条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显然，表述中包含了“鼓励”、“具备条件”、“逐步”三个限制语。5年来，大多数俱乐部在名称方面迟迟未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足改方案》在用词造句时就没有强调时限，中国足协对此要求也不严格，俱乐部没有更名的压力。其次，在几次沟通会上，中国足协曾允许投资超过20年的老牌俱乐部保留原名，这让投资时间短的俱乐部老板颇有微词，事情就这么僵持下去。最后，俱乐部根本就不想更名，因为更名意味着广告效应的丧失，中超投资商本就是“赔本赚吆喝”，如今连“吆喝”都没得赚，投资商自然抵触。

症结在于，名称去企业化到底是结果还是方式？

《足改方案》在有关名称去企业化的表述前后还有诸多内容，包括股份制多元化、俱乐部地域化、打造百年俱乐部等等。显然，这些才是追求的结果。以实现非企业化名称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其目的是不让俱乐部成为企业的附属品，让俱乐部稳定发展，真正成为当地群众的文化聚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如果像日本足球那样将俱乐部中性冠名作为准入的门槛，职业联赛可能根本搞不起来，如果将俱乐部中性冠名作为实现上述三大目标后的水到渠成，投资人这个漫长过程中的利益何在？换言之，把中国足球搞上去，那是足球部门的事情，企业对足球发展不可能只做奉献，不加利用。

河南建业更名为洛阳龙门，确实抹去了建业集团的痕迹，也加入了洛阳政府和有关企业的股权，在股权多元化方面向前迈了一步，但在俱乐部地域化和打造百年俱乐部这两个要求上，却是重新出发。

北京国安更名的例子表现出了另外一种问题。北京国安是由中赫集团和中信集团两个股东控股，各占64%和36%的股份，这本身符合《足改方案》中股份制多元化的要求。俱乐部成立已经28年，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中时间最长的，距离“百年俱乐部”走过了超过四分之一的道路。要想保留国安这个俱乐部名称，就必须实现股权剥离，中信集团要出让其占有的股份。有消息称，中赫集团要收购中信集团的股份，变成单一股东，以便使用“国安”二字。

国安这样的做法是受到了上海申花的启发，但明显背离《足改方案》中实现俱乐部股份制多元化的要求，是一种退步。山东泰山这个名字也涉及此类问题。反过来，申花俱乐部不用更名，正是由绿地集团单一股东掌控球队。股份制多元化、俱乐部地域化和打造百年俱乐部这三者互为依存，但在“一刀切”的过程中，三者变成了互相牵绊。

出现这个“罗圈架”，本源还是一个钱字。

有人认为，中国足协要求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目的为了将俱乐部推向市场，脱离投资人的无偿哺育，找到自主经营之路。中国足协这两年来在限制球员薪水和球队投入方面改革力度巨大，但球队经营能力并没有显著提升，还是需要投资商大把掏钱，只节流而不开源显然是不行的。

作者：张子渊

来源：《新体育》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