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冬天，一些中超、中甲俱乐部的感觉可能是寒冷漫长的，也是慌乱、无奈又悲伤的。春天到了，新赛季职业联赛开始，它们渐行渐远。

寒冬时节

曾几何时，广州富力与广州恒大打造出火爆激烈的同城大战；曾几何时，河北华夏幸福舞动钞票，将众多国内大腕乃至世界顶尖球员招致麾下 ；曾几何时，王文学、张力、阎志是何等春风得意，意气风发。时过境迁，背后企业在财力上无力支持，王文学只能割肉回血，几乎一无所有。在俱乐部想要另辟蹊径、远走他乡未果时，河北队这个曾经闪亮的名字，延续了江苏苏宁、重庆当代走向末日的艰难之路，就此从中国足球赛场上消失。

其实，此事是在预料之中。过去两年，俱乐部一直徘徊于欠薪与讨薪纷争，是中超严重欠薪的俱乐部。母公司濒临破产，俱乐部降级等同解散，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与之相比，武汉队和广州城似乎有资本谋求，甚至有希望谋画未来的蓝图。

但事实证明，这恐怕是个别当事人的一厢情愿。主教练李玮锋竭力忽悠仍无法改变广州城生存状况，坚守阵地又能改变什么？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是“徒有荒山在，怎能有柴烧”。于是，留给广州城队摆脱穷困潦倒处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宣布解散、另起炉灶，比如广州影豹的出现。

很多专业人士认为，这不是尊重足球的决定。历史没有了，传承不在了，当年俱乐部老板张力那句“用咸菜的价格做出烧鹅”，也伴随广州城的消亡而消散在风中，但恰是广州城走向末路的根源。被众多外援官司缠身而无力还债，甚至扬言“只给2000万就能玩下一个赛季”，可见俱乐部何等穷途末路。

岂止是广州城，苟延残喘的另两家南粤俱乐部广州队和深圳队同样深陷困境。如今，南粤足球最需要的不是人──不管多优秀的球员、外援或教练，也并非钱──毕竟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广汽、越秀集团这样的大国企。说得直白些，当地政府对金元足球已全盘否定，前方等待他们的只有万丈深渊。

实际上，当广州城本身的价值都填不满金元时期的各种窟窿时，宣布非自然死亡已成为定局。往前追溯，广州城的前身是长沙金德、沈阳海狮，并非广州球队。既然在太阳神、宏远、松日之后还有新的广州双雄涌现，多个影豹、少个富力，又怎可以不被接受？

武汉人即使想不起来卓尔是哪个冬天来的，也会记住这支武汉队是在这个冬天走的。2022年，武汉三镇有多成功，武汉队就有多失败。在三镇出现前，武汉职业足球长期以来的悲哀就是完全系于阎志一人之手。一队的兴衰系于一人，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因此，当阎老板无心恋战，任凭卓尔球迷如何悲壮呐喊，也得不到回应。

即使人杰地灵的荆楚大地拥有诸多实力商家，李铁事件造成的余波仍难以估量，也很难再给本地企业足够的信心出手。武汉的另一支中超球队三镇同样前途未卜，夺冠后四处奔走相告，没能换来股改的一丝进展。武汉足球界最近一段时间的动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

结构性难题

上世纪80年代，东北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常年累积的体制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形成了独特的“东北现象”。

几十年后，中国职业俱乐部的生存状况与此倒有几分相像。现在，大多数俱乐部都已独木难支，求生思维无一例外从股改出发，即以股权多样化为契机，实现自身的结构性调整。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足球不是这样玩的。很多私企老板认为，与其股权多样化，不如走地方路线，攀上层关系。著名的“流浪者”球队贵州人和，完全把这项运动做成了一门生意。

在这次寒潮中，河北队很清楚穷则思变的道理。俱乐部去年与太原方面商谈迁移，像是一次试探。据说河北队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旦降级中甲，球队还想借二级联赛可能开放异地转让的机会另谋出路。但一来政策并没有调整，二来河北队已经欠薪严重，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至于优质还是劣质资产的认定，很大程度又依赖于政策。当年的辽足与人和是前车之鉴，长期的流浪生活把俱乐部养出“能捞一把是一把，捞不到就跑路”的习气，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毁灭。

所以，中国足协坚决不走回头路。当初果断关闭异地转让，目的就是避免人和二代、三代的产生。《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着力强调“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不过从过去3年的效果来看，俱乐部多元化结构正在成为一个棘手的新课题。

最典型的便是山东泰山。在职业足球历史上，泰山是香饽饽。曾几何时，省内外企业都以与它沾亲带故为荣，曾经与泰山合作的企业以国有大中型为主。伴随前些年频繁烧钱却得不到实惠，加上国家电网因三产改革而逐渐剥离非核心业务，即使夺得双冠不久，足球在当地变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状态。至于“国网、鲁能、文旅”的责任制分工，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谁是大股东，谁就是好心为别人着想而自己吃亏，这种思想从股份制改革流行于职业联赛一开始，就是不少投资人“心底的疙瘩”。像河南和沧州，股改之所以迟迟不进入正轨，本质问题还是股东之间的离心离德。

如浙江队这样“双股东，五五开”对等持股也有问题。在去年制作年度预算时，绿城中国建议由浙能集团追加资金，却被质疑“为何不同等增加投入比例”。结果双方按兵不动，全无退让，继续维持每家每年投入2亿元的标准，与2021赛季征战中甲时持平。

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最大悲剧最终体现在了昆山身上。长期以来，外界视昆山FC为神秘之师。但凡故弄玄虚之事，背后必有不可告人之处。昆山队的投资方是常奥体育和昆山文旅，可自2019年迄今，俱乐部的投资主要由昆山文旅一家完成。就股权结构来讲，常奥旗下的两家公司所占股份最多，约有64.34%，于是又形成了责权分工问题：大股东不是花钱的，花钱的不是管事的。在“由谁继续出资”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昆山足球队瞬间倒塌。

如今，这类现象已经引起业内高度关注。所谓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联手合作，绝不等同于一家抱另一家的大腿。今年冬天国安、申花解决困局的方式，都不是多元化改革。国安通过企业赞助暂时走出危机，申花从绿地转入久事，更是继续寻求“全资转让股份”的方式。

寻路向未来

人对不明的未来总是怀有恐惧，走陌生的路总比走熟悉的路要慢。现在，中国职业俱乐部的结构性调整，就是行业必须面对的陌生之路。

职业俱乐部的发展趋势是国企力量盛行、民营资本退潮。很大程度上，人们也把此视为“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但问题在于国企足球十几年前就已经被证明在逆潮流做事。当初的上海中远、云南红塔、江苏舜天、北京国安，哪家不是财大气粗，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退出，这是时代导致的必然。在鱼龙混杂的金元时期，享受到改革雨露滋润的暴发户通过足球走向前台，视这项运动为投机而非投资。在足球职业化运营的客观规律面前，原本想玩一把资本的新贵球队都被资本所玩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暴发户投资人对待足球的态度，是以品牌宣传、业务拓展以及政策扶持作为考量。比如恒大、华夏、富力，在企业尚能正常运营之际，赔了金钱赚了吆喝。可是，若把足球当成个人或团体攫取利益、腾挪资本的工具，忽视长远经营，就会违背市场规律甚至相关法律法规。那些发生在球队身上的资本纠纷、欠薪甚至解散只是表层问题，更深层的玄机在于资本和足球之间的关系维持，即是否真正尊重这项运动。

《足改方案》提出的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根本方向是“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现阶段，有几家股改球队已经做出榜样。合理、有序、健康地实现多元投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这方面，处在最前沿的上海人似乎在给整个足球行业探路。上海人很精明，在历史的潮流中，一些当时看来不合常规的举动却体现出聪明和圆通。就说股改，老申花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多次尝试，世纪之交那年，更有7家大型国企共同参股的创举，其中包括久事集团。在第九城市老板朱骏投资申花俱乐部时期后，从绿地到久事都是走国企全资独立运营模式。这是倒退吗？换个角度来看，也可说是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必经之路。

就像当年的上海国际出走西安，虽说被冠以地缘文化的缺失，但也让这家俱乐部多活了十几年。上海人敢于迈出新脚步，往往不是随遇而安，而是长远布局。那么，中超目前风光的两家俱乐部申花和海港今后的动向就是新的信号。

比如，是否学习日韩，俱乐部股权彻底多元化，吸纳当地球迷、小企业和社会团体成为股东，完全交付于市场和民众？职业联赛跨过30年之际，这或许是未来的一大看点。

作者：王晓瑞

来源：《新体育》2023年第5期